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赵亚姣 > 【博编荐文】痛悼傅高义教授——忆与傅教授的交往

【博编荐文】痛悼傅高义教授——忆与傅教授的交往

 
文 | 盛平
 
2020年12月21日是冬至,没想到早上即接到傅高义教授不幸辞世的噩耗。早晨6时48分,傅教授的研究助手给我发来微信:“盛平老师您好:我是傅高义先生的研究助手。傅老师今日于Mt Auburn医院因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事起突然,冒昧给您去信。心中惶然,措辞不当,请您原谅。傅先生千古。”顿时悲从中来,痛心不已。8时我与傅教授的研究助手刘博士通话,询问详情,确认傅教授去世的信息。因傅教授去世仅几小时,也无进一步的信息。之后的几小时里,傅教授去世的消息开始传播开来,不少关心的朋友也纷纷发来微信询问有关的情况。
 
 
2014年8月底,作者和傅高义教授在胡耀邦浏阳故里
 
今年初1月3日晚,傅教授来中国参加一个中美关系的会议。第二天我和他见面,在酒店一楼大厅,他来了一个熊抱,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到他房间后,又畅谈良久,详细交谈了他的写作计划。早在2016年傅教授邀请我访学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时,我们就曾为他的《胡耀邦传》讨论过写作提纲,就有关章节目录多次讨论。这次傅教授提出,经多年准备,这部胡传约40—50万字。傅教授原约好7、8月份还要来中国,要访谈一些与写作计划有关的人。我建议去温州等当年改革开放先行的地方看看,他高兴地应允了。然而没想到中美两国的疫情竟然如此之大,他的访华计划一拖再拖。后来傅教授来信,讲10月到美国大选之间,他还要写一些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的文章,他个人的写作计划也就拖下来,又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大选的选情也竟然跌宕起伏。就在我以为傅教授应该开始写作计划之际,噩耗传来了。悲夫!
 
我与傅高义教授的交谊,始于2009年他正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时。他在北京访谈我,谈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胡耀邦的情况。2005年10月,我编纂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出版,2007年4月,我编纂的《胡耀邦思想年谱》出版,傅高义教授在他写作《邓小平时代》时,多处引用这两部书的材料。我记得翻译是一位年轻人,后来听说是任仲夷的孙子。但整个谈话主要是由傅高义教授和我直接用中文交谈,当时老人家已年近80,但仍有那么清晰的思维,那么好的语言交谈能力,确实令人佩服。但此时我对傅教授的学术地位并不了解。后来他的《邓小平时代》港版出版,大陆三联版陆续出版,引起极大的轰动。
 
2011年9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时代》繁体中文版,2013年1月大陆三联书店出版简体中文版《邓小平时代》,起印数50万册,随后加印30万册。在一个商业化气氛很浓的社会,一本厚重的带有学术成分的传记,居然有这么大的市场,说明这本作品还是抓住了中国人在当下关注之所在——你往何处去?
 
2013年4月上旬,我受邀参加由我的朋友,著名学者韩钢主持的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小型内部座谈会。会议在上海开,傅高义教授也参加会议。我在座谈会上代表叶帅侄子叶选基对书中的若干叙述提出一点说明,同时我也对《邓小平时代》谈了我的看法。
 
我说:傅先生的这本书非常有意义,是一个外国非常认真的大学者写的一部关于中国伟人的一个传记。因为这本书在大陆出版的时候,在很多重大历史问题上有争论,有些人还是要恢复旧的传统,恢复旧的道路。我觉得傅先生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出版,意义很大。中国人自己说自己的问题,大家是不爱听的;一个外国的大学者要讲中国的问题,大家都很认真地听。
 
我说,我读完这本书后,感觉到,是不是有一个“邓小平时代”?我觉得傅教授提的这点很对,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从各个角度、从时代的变化来讲,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虽然有人批评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的很多弊端,但毕竟和“文革”时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讲得很清楚,这是要肯定的。我研究胡耀邦,从我掌握的关于胡耀邦的资料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在若干史实上,有不足。当然从具体史实角度我还有些想法,等以后再有时间和傅教授再沟通。
 
在座谈会上,傅高义教授真诚而谦逊地听取学者们的讨论,其中不乏观点尖锐者的批评,老人家很坦然。散会后在和傅高义交谈时,傅教授郑重向我表示,他今后要开始研究胡耀邦,写一本《胡耀邦传》,因为这是他接触的大多数中国的学者、官员、经济人士的愿望。我们在交谈中谈到,《邓小平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的上卷,《胡耀邦传》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的下卷,不写胡耀邦,无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貌,《邓小平时代》就不完整。《邓小平时代》和《胡耀邦传》是一部巨著的上下篇。回京后我把傅高义教授要开始写作《胡耀邦传》的决定,转告了相关的友人。从此我与傅高义教授结下不解之缘。
 
2014年8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在傅高义教授来中国参加完邓小平的纪念活动之后,在炎热的8月底,我陪傅教授参观、访问了浏阳胡耀邦故居。在骄阳下长时间走路,连年轻人也疲态十足,可80多岁的老人却兴致勃勃地看这问那。在胡耀邦纪念馆里因气温太高,傅教授瞬间晕眩。然后我们又去湘潭,参观胡耀邦上个世纪60年代挂职湖南,在湘潭曾住过的一座办公、住宿一体的小灰楼,华国锋也曾在这座灰砖旧楼里住过。在老人的要求下,我们又去了毛泽东韶山故居,在那个广大又闷热的大广场边上,傅教授兴致很高。
 
 
2014年8月底,作者陪同傅教授在胡耀邦纪念馆
 
2015年10月,胡耀邦诞辰百年之际,傅高义教授专程来到北京,住在北大一个小院里,访谈了几十位了解胡耀邦的人物。
 
2016年10月,应傅高义教授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学数月。期间与傅高义教授交流研究讨论胡耀邦的生平与思想达数十次。在一次我主讲《胡耀邦的思想遗产》的学术沙龙上,傅高义教授专门担任评讲人,讲评我的演讲,为沙龙增彩凡多。
 
 
2016年,作者和傅教授在傅教授家小楼前
 
2017年11月初,傅教授在写作《中国与日本》一书的空隙中,由我陪他专程去江西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陵园,瞻仰伟人长眠之地,静听陵园工作人员讲述一个黄土小山坡如何变成葱郁寂静的精神圣地,傅教授认真地聆听,令人感动。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此次傅教授离开北京之前,曾想约见中国改革开放设计者之一的高尚全老主任,听听高老师口中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故事,不巧高老师去深圳开会。傅教授应邀到浙江大学做个学术演讲,我陪傅教授到达杭州,在杭州逗留之际,高尚全老师千里迢迢从深圳专程追到杭州。见面时,傅教授骄傲地说,我比你年纪大。高老师谦虚地说,我比你大一岁。真是两个历史感满满的老先生!在谈话中,傅教授向高老师询问他关心的有关胡耀邦的改革故事,高主任向傅教授详述了胡耀邦主持制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情况和贡献。
 
 
2017年11月初在杭州,作者和傅教授、高尚全老师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傅教授对胡耀邦的生平与思想认识理解越来越深刻。他对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一些历史性文件,如数家珍。他说到,胡耀邦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秘书长,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三中全会公报,这个公报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胡耀邦推动制定的5个农村“一号文件”,是指导80年代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傅教授认为这些文件指导推动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边缘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几个关于经济特区的文件,奠定了经济特区落地、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傅教授以他早年写作广东经济起飞著作积累的知识,认识到胡耀邦支持经济特区的作用;早在2017年11月初傅教授与高尚全主任会面之前,我已向傅教授推荐了高老师关于胡耀邦主持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大作及其他人的相关回忆,这个文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胡耀邦推动制定的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傅教授也很重视,因为在他的《邓小平时代》里,关于1975年整顿一章中,就大量涉及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活动。
 
在哈佛访学之际,我与傅教授多次讨论胡耀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我们历数了胡耀邦在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城市个体户发展为光彩事业、支持农村专业户向民营经济发展,鼎力支持创建发展经济特区等方面的巨大的独一无二的贡献,这可以称为“增量改革”,也有称为“在薄弱环节突破”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无大起色的改革初期,支撑了改革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实际上是这些领域的成长和变革。当时我在哈佛拜读了科斯教授和王宁教授合作的《变革中国》一书,对书中提出的“边缘革命”这个概念很感兴趣。该书在这个逻辑下叙述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但整个理论框架下的主体论没有讲清楚。我想这是因为该书作者掌握的历史文献不足够多,不了解胡耀邦在这些方面的巨大贡献。傅教授认为,科斯教授用“边缘革命”这个理论来解释80年代初经济改革的实际状况,是站得住脚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概括,它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科斯教授的理论中缺少一位“边缘革命”的领导者,他不是其他人,而恰恰是胡耀邦。
 
明确写出胡耀邦对农村包产到户、城市个体户、农村企业、经济特区这些“边缘地带”创立、发展的推动和贡献,将是傅高义教授《胡耀邦传》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内容。
 
哲人瞬间西去,天人从此两分。但傅教授爽朗的笑声,灿烂的笑容,自称“老傅”的信件,赠送巨著的题签,永远留在我的心间,定格成长久的记忆。傅教授走了,他的精神遗产长在,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关切长在。他未完成的《胡耀邦传》会继续完成。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百年耀邦”(hybslw),作者盛平。



推荐 68